4月12日 阴晴不定

 

今天是复活节，周末，州长库莫在新闻发布会的大屏幕上打出了“Happy Easter (复活节快乐) ”，跟他苦大仇深的风格非常不搭。

 

每年的复活节，都是纽约的孩子们放春假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纽约人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经过三月份经常性光顾的美东大暴雪，终于熬到了可以到处撒欢儿赏花的时节。今年，所有外出的计划都泡汤，去超市变成诺曼底登陆，起码像个大旅行，“复活节”的“活”，今年不再是“活动”的“活”，变成“活久见”的“活”。

 

今年的复活节，更特殊的一点，是川普本来打算要在今天重新启动美国，多亏大家没当真，不然得多失望，多觉得上当受骗。

 

川普应该是听了福奇博士的劝，把这个开工时间表往后延迟了。福奇说得没错，纽约和全国的数据都摆在那里，开工是不可能的。至于延后到几时，也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福奇说，大家可能会有个暑假过过，我掐指一算，从六月中旬开始算的话，那还足足要有两个月。刚刚福奇又说，数据有放缓迹象，“有可能”五月就能结束居家隔离。都是“也许”。

 

很多纽约人急着复工，因为生计。有报道说，纽约的地铁一直有人在坐，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在家呆着，或者由于无知，对病毒无所谓，而是必须出去工作，而地铁是最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纽约的感染率为什么这么高，一直下不来，这是原因之一。曼哈顿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城市周边，存在为数不小的贫困人口，如何让这些人活下去，而不是把这些人跟病毒一起都“闷”死在家里，这对纽约的管理者是个艰难的决策。如果纽约“不计代价”，不考虑成本地把这些人牺牲掉，以换取纽约抗疫的快速和高效，那纽约也不再是纽约。

 

最近，有人夸加州在新冠期间的表现如何大大优于纽约，说截至到最近的一个时间点，纽约的感染人数是加州感染人数的十几倍。这个数字不能这么看。

 

加州并没有像纽约曼哈顿这样土地狭小、人口数量巨大的超级大都市，面对传染病的压力也就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由两个郡88个分散的市组成，市中心规模很小，几乎不叫一个城，地铁的使用人数和频率远远低于纽约。加州人民基本都得开车，可是曼哈顿人70%都没车，都依靠公共交通工具，就这一点比，纽约的抗疫难度更大。

 

的确，加州的反应速度比纽约快：硅谷在3月第一个周末就关了，苹果公司在3月6号就鼓励大家远程办公，Facebook、Google、Twitter、Microsoft，也都行动非常迅速。而东岸，只有哈佛大学的行动迅速跟上了硅谷，校长1月份关注中国的疫情，3月10号宣布停课，当时就决定让学生在春假以后也别回来上课了，把在线教育直接计划到了学期末。而纽约市，此时还一直纠结在“到底关还是不关公立学校”的问题上。

 

加州在呼吸机上也远远优于纽约。据说加州州长跟纽约州长一样，都没能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刚开始的时候，加州也跟纽约一样缺呼吸机，但是，作为独立出来计算排全球第五的大经济体，“加州国”聚集了全世界最优质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这一点，“加州国”比“纽约国”占优势——没有枪，没有炮，马斯克给他们造。“纽约国”没有。

 

同样是民主党人，纽约州长和纽约市长似乎都比加州州长更跟总统“对立”，川普对纽约这个他曾经的居住地也多有抱怨，抱怨纽约对他不好，所以他才把位于第五大道、中央公园东南角的川普大厦上面的家，在2019年底，一气之下搬到了佛罗里达。

 

加州州长纽森（Gavin Christopher Newsom）, 最近似乎成为川普用来“打压”纽约州长库莫的好样板。川普对纽森在呼吸机上的应对措施大为赞赏，说：“States, like Newsom’s efforts in California, were making independent efforts to secure essential supplies”（各州，要像纽森的加州一样，独立自主地确保必要的物资供应。）

（图注：加州州长纽森。同样都是蓝州，同样都不听话，为啥加州州长纽森就比纽约州长库莫受川普偏爱，难道因为人家长的好看？）

 

然后，在华盛顿州新冠感染全美国最厉害的时候，川普把停泊在圣地亚哥军港的美国海军“仁慈”号医疗舰，拨给了加州，停靠在了洛杉矶，让吃紧的华盛顿州眼巴巴的盼望落了空。

 

“加州国”挺受宠。

 

纽森也是反川普的一员干将，但是在CNN关于加州新冠疫情的采访里，纽森公开赞扬了川普：“让我坦诚告诉你，如果说川普没有回应我们的需求，那是骗人。”库莫也曾经感谢过联邦政府的支持，但是好像没纽森那么受人待见。

 

同样是蓝州，同样是反川，但是“纽约国”好像跟“加州国”相比，受到了冷落。

 

“纽约国”在封城问题上确实反应速度慢了。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媒体目前正在兴师问罪的“官僚”问题，跟“加州国”比，“纽约国”似乎对“代价”和“成本”的理解不同。“纽约国”的人口结构也非常复杂，由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种族构成，是一块同时使用800多种语言的人类“共生”实验田。这样一个群体，在新生未知事物的紧急状况下，要想达成一致，难度非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可比。

 

对这个问题，Peter Drucker (彼得·德鲁克)，就是最近中国的张文宏医生提到让大家多看他的书的那个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曾经说过：“Any new thing needs a lot of early work. You need someone's understanding and consensus.（任何新事物都需要许多前期工作。你需要别人的理解，建立共识。）” 而“纽约国”的“共识”，是对“分歧”的尊重，是对差异的理解和认知，所以，由此造成的面对疫情采取一致行动的困难，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纽约遇到的阻力大。

 

而德鲁克这句话，对于解释威权社会的“高效”，和民主社会的“低效”，也有很深的含义：威权社会的人民，早已把无条件的服从和牺牲当成了共识，对管理者决策成本的“不计代价”，也事先达成了一致的理解和认知，这一点，是民主社会无法做到的。

 

P.S.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出院，旁边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夹道鼓掌，给他鼓励。鲍里斯很感激，说，我欠他们一条命。

 

一个朋友注意到，除了鲍里斯本人，那些夹道鼓掌的人都没戴口罩！我跟他的解释是：英美欧人民目前还是有“病人才戴口罩”的理论和行为共识，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未确诊的健康人群戴口罩，弊大于利。目前这个状况有所改变，但只是程度上有限的改变而已。

 

鲍里斯-约翰逊首相，曾于3月12号放出“群体免疫”论，令人震惊。现在，从中国的“第二轮感染”和美国福奇博士的“秋季还会再来”的情况看，鲍里斯说的可能是“终极真理”，是话糙理不糙。纽约目前正在热烈讨论一个措施，就是检测拥有“antibody（抗体）”的人群，让这群获得了免疫力的人先复工，这个措施给人的感觉，就是变相地在完成一个群体免疫的过程，只不过没有那么激进的放任不管罢了。

 

总而言之，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让人说话的人，他说的话也别听；美国人闹哄哄的，大家听也听不清；但英国人一旦开口，哪怕听起来像疯话，都得听。